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去世曾著书回忆与曼德拉结束“种族隔离”

德克勒克出身于非常保守的权贵家庭。在1989年上任之后,他却以过人的勇气改变了南非的政策,以民主改革方式与以黑人为主体的非洲人协商,并且释放了曼德拉。1990年德克勒克宣布解严,并在1991年2月宣布废止种族隔离制度。1993年,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选自《德克勒克回忆录》,略有删减。在下文中,德克勒克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回忆了当年他与非国大和曼德拉初次接触的情况,展现了德克勒克为实现南非平稳过渡所做出的贡献。

《德克勒克回忆录》,[南非]F. W. 德克勒克著,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11月。

划独木舟的人必须穿过危险的激流才能到达目的地,我常常以此来比喻目前的形势。1989年末,历史的洪流滚滚而来,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但它却并非由我们这些身处高位的人所创造。我们的任务只是摸索它,适应其力量、趋势与暗涌。我们的挑战在于从惊涛骇浪中开辟一条道路,避开乱流,警惕暗礁,确保我们的小舟安然无恙,顺利驶入广阔宁静的安全水域。

我于1990年2月2日发表的演说,以及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的获释,无疑都表明我们已经驶入了激流。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开辟出一条通往和谈的航道。

和谈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我就任总统前以及上任后的头几个月,双方处于试探性沟通阶段,我们只是与纳尔逊·曼德拉和非国大进行秘密会谈。其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非国大高层与包括我哥哥威廉在内的顶尖阿非利卡人知识分子在英国举行的一系列会谈。我随时掌握着会谈动向,对讨论过程中非国大成员的表现及其意图留心记录。然而,我与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对这样的会谈十分警惕。我认为会谈一旦开始,只有政府才能决定其时机和走向。商人和学者的一片好意只会把水搅浑,让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我们手中还握有南非的秘密文件,文件清楚表明非国大和南非联盟深信,应当采取一切方法(包括谈判)加速“破坏统治阶级的凝聚力与团结”,“孤立和削弱其极端种族主义势力和政治反动派”。文件还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已经“削弱了敌人的凝聚力,需要展开更加声势浩大的斗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纳尔逊·曼德拉与政府成员(特别是与司法和惩教部长科比·库切)之间的讨论——尽管当时我对此并不知情——让我和其他政府成员对局势有了更多了解。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首先派遣前哨人员与曼德拉接触,并多次表示可以有条件地释放他。到1985年,曼德拉和多数政府领导人都意识到没有哪一方能取得军事胜利,双方迟早要展开和谈。曼德拉在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明确表示军事胜利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双方都没有必要在一场无谓的冲突中牺牲成千上万条生命。”他确信我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并总结道:“对话的时候到了。”

曼德拉起初并没有同位于卢萨卡的非国大领导层商量,便参加了与政府的会谈,会话过程十分漫长。讨论都带有探索意味,旨在探讨是否能在保全非国大和政府颜面的前提下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和谈的契机。最终,1989年曼德拉先生和博塔总统进行了首次会谈。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谈,但科比·库切提前向我这位党首详细汇报了整件事情。

1989年9月12日,也就是我就任总统几天前,国家情报局高级官员与由塔博·姆贝基和雅各布·祖马领衔的非国大代表团在瑞士成功举行试探性会谈。这是南非政府与非国大之间的第一次正式直接接触。我并没有直接获得这次会谈的消息,而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语焉不详的决议知晓的。所以当国家情报局向我汇报会谈情况时,我大吃一惊,但并没有因此而不快。我只是阐明,在没有获得充分且正式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再次开展这样的行动。

与纳尔逊·曼德拉和非国大展开初步试探性会谈的同时,维尔容博士的前任克里斯·赫尼斯也在主持与非革命派黑人、有色人和印度裔领袖举行的多方面会谈。虽然这些对话并不能促成全面的改革,但这些会谈有助于与中立的非白人团体和领袖建立和谐关系。

和谈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为组织化谈判做准备。这一阶段的工作包括营造融洽的政治氛围和清除组织化谈判过程中的障碍。第二阶段和谈从1990年2月2日开始,耗时却远超过我的预期。在民主南非大会(简称“科德萨”)于1991年12月召开以前,我们一直无法启动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谈判论坛。科德萨的召开将为第三阶段有组织、有代表性的和谈拉开序幕,而这一阶段的谈判最终促成了1993年12月过渡宪法的正式通过。

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那些准备充分且态度平和的体制内政党组织与那些体制外激进组织之间的关系,后者无疑以非国大最为重要。各方很快分化为,我们必须在和谈过程中妥善应对。

首先,较小的党派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超越规模效应,对决策施加更大影响。在谈判过程中,不少小党派遵循双重标准,有时还妄图挑起非国大与政府的争端。

其次,政府和我则希望将不同党派和组织团结在同一原则之下。非国大对此的反应则是无视谈判原则,随时强调种族问题。原则上强烈反对非国大的黑人领袖们因此承受着巨大压力,不得不与派别站在同一阵线。

最后,非国大利用大规模制造声势,试图让人们相信和谈将在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进行。他们毫不犹豫地采取恐吓手段针对南非黑人,以确保其对非国大群体活动的支持。他们也不能容忍其掌控区域内的任何反对行为。虽然非国大的领导层不时假意反对这种方法,但大量证据却表明,定期大规模是非国大行动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反复利用群众活动、骚乱、破坏公共秩序等手段来迫使我们和其他反非国大党派在谈判过程中妥协。

这其中的三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经过漫长的准备,政府决定在1990年4月5日与六个自治黑人家园的首席部长和“三院制”议会的多数党领袖共同举行一次探索性会谈。我们讨论了包括宪制谈判及其相关事务在内的议题。曼德拉和非国大决定阻挠这次会谈。无形的压力开始抛向接受我们邀请的各派领袖,自治黑人家园的四位首席部长突然因各种原因无法参会。有色人议院多数党领袖阿兰·亨德里克泽先生道出了其中玄机。他参加了会谈,并在会上说明,他曾接到曼德拉先生的电话,要求他和工党不要参加会谈,以此对四位会谈的领导人表示支持!

虽然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将会谈进行了下去,缺席第一次会谈的领袖们随后还是加入了会议,使其成了一次供职于南非政府机构内的政治领袖的盛会。加上4月份这次大会,政府在1990年共举行了四次类似会议,成功地为随后展开的组织化谈判进程制订了有效方案。

非国大的第二种阻挠手段与南非的各大教会有关。1990年初,我决定借助教会的力量平息南非的暴力冲突。和谈的最大威胁仍然是在全国泛滥的严重暴力冲突。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制止暴力冲突,就不能解除国家紧急状态,取得和谈胜利。我们费尽周折才使各大教会相信,他们不会被政治化。我们的目标是联合所有教会——包括种族隔离期间拥护自由神学和支持非国大,甚至支持其武装斗争的教会。在与非国大的沟通过程中,后者很快表明他们对政府主导的任何行动或会谈都毫无兴趣。他们暗示,虽然他们意识到宗教团体在消除暴力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但非国大是制止暴力不可或缺的一方。我继续不懈努力,并于1990年7月20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两百多位教会领袖、宗教协会和传教团体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支持解放运动的重要教会却没有参加。

同时,我私下还与那些不愿参会的宗教团体进行秘密会谈。我们都将7月的大会看作一次试探性的预备会议,随后还将举行基督教教会全体代表大会。

非国大的第三种破坏手段则是直接阻挠我们之间的双边谈判。事实上,整个南非和全世界都心急如焚地期待着曼德拉和我,以及非国大和政府之间的正式谈判。所有人都清楚一个事实:政府拥有权力和威信,而非国大则有群众基础。我们之间必然要和解。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和平无望,新的权力分配也无从谈起。

1990年2月至3月初,各种势力暗中推动着这次和谈。我们成立了双边指导委员会,我还在3月16日宣布政府与非国大的会谈将在1990年4月11日举行。此次会谈的目的是讨论和谈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碍。

1990年3月30日,纳尔逊·曼德拉致电于我,告知非国大决定单方面取消会谈。他给出的理由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瑟博肯(Sebokeng)四天前发生了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当地民众当时正在举行针对当地议会和地租问题的,而警察则对5万名者开枪,导致8名黑人抗议者死亡。这些者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而且警察称他们是由于受到攻击,出于自卫才开火的。

非国大强烈抨击政府和警察对这一意外事件的处理方式。他们要求立即解除国家紧急状态,并要求安全部队立即从黑人居住区撤离。他们还宣布不再参加同政府的既定会谈。

我表达了对非国大决定的震惊。我表示难以理解为何一个宣称热爱和平的组织竟然会拒绝讨论这一议题。他们希望就谈判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展开讨论,我们也愿意这么做。我还补充道,坚持暴力与和平谈判互不相容。非国大不能暗中向南非输送武装力量,指使暴民横行霸道,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又使用威胁恐吓手段。非国大在和谈进程中的犹豫不决本质上就是这种两面性的体现。

我同时宣布,曼德拉先生和我将就此事面谈。我们必须亲自打破这次僵局,就像他和我后来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经常做的那样。然而这并非易事。他经常在正常讨论过程中强烈指责警方,而我则要求他拿出真凭实据,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常就应当如何应对当前局势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然而,我们两人还是成功挽救了第一次双边对话,解除了危机。这样的情况以后还将频繁出现。

1990年5月2日至4日,第一次历史性会议在格鲁特舒尔庄园召开,格鲁特舒尔庄园历来是南非总理的官邸。格鲁特舒尔——字面意思是大粮仓——最初只是于1657年在魔鬼峰脚下建造的一个谷仓。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到19世纪末富有的矿业大亨、前开普殖民地总督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统治时期,它已经成为一座精巧别致的宅邸。这座拥有白色山墙的早期殖民建筑位于雄伟的魔鬼峰脚下,四周被美丽的花园环绕。这次会议又一次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大批记者在花园驻扎,耐心地守候数小时,等待代表团的到来。幸好当时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漫长的等待才不至于太令人心浮气躁。代表团乘坐的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终于出现在格鲁特舒尔庄园门口,大批安保人员在四周护卫。

进入官邸之前,我们在连接花园的台阶上合影留念,曼德拉和我分别发表了简短的会前讲话。我们的握手照和代表团合影成了媒体漫长等待的奖品。曼德拉和我在面对媒体的讲话中都小心翼翼避免谈及此次会谈的预期结果。不过,我明确表示暴力问题会是一个中心议题,并阐明我们对持续升级的暴力和恐吓行为极为关注。我还补充道,有关民主进程的谈判应当在和平环境下进行,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我们走进格鲁特舒尔庄园,在一张长桌旁相对而坐,曼德拉和我面对面坐在中间,代表团其他成员分别坐在我俩旁边。双方代表团各有11名成员。在漫长的三天会谈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因政治正确这个原因才参与到此次会谈中。他们在谈判中的作用微乎其微。非国大一方只有三名主要发言人——纳尔逊·曼德拉、塔博·姆贝基和乔·斯洛沃。身为非国大秘书长的阿尔弗莱德·恩佐虽然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会谈,但总体作用却也微不足道。

第一天是考察性质的对话,主要是让双方认识彼此。纳尔逊曼德拉在当天的会谈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善于倾听,论辩清晰,正如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在这类早期会谈中,他还没有坦然使用控诉性的长篇大论警告我们,只是随着自信的增强这种趋势才愈加明显。我还发现塔博·姆贝基对谈判十分积极。但他在会谈中发挥的作用远低于我的预期。拜尔斯·诺德对于我来说则是个谜。他虽然是非国大代表团的一员,但言行举止看起来都不像一个真正的非国大支持者。在一次谈判间隙,他在我旁边提到非国大时用“他们”来指代。

会谈第二天,我们详细列出了双方有分歧的事项,为和解与解决相关问题打下基础。当天会谈的核心问题是为谈判创造相对和平的环境、停止政治暴力以及处理被判犯有政治罪的非国大成员等问题。问题则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会谈取得积极进展,顾问们开始准备决议草案,供我们在最后一天讨论。会谈的最终结果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格鲁特舒尔备忘录》(Groote Schuur Minute)。

双方都在会谈中收获了预期结果。我们在和谈议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使我们相信未来双方可以和平共处。我们都认为《格鲁特舒尔备忘录》的第一段和倒数第二段体现了其核心精神:政府和非国大就解决当前各地的暴力和恐吓问题达成共识,同时双方也将共同努力维持稳定局势,创造和平的谈判环境。政府和非国大之间将建立高效的沟通渠道,以有效解决各地的暴力和恐吓问题。

这无疑是现阶段我们能从非国大得到的关于结束武装斗争的最明确保证。他们十分谨慎,生怕被其激进支持者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武装斗争方面——太早做出过多妥协。备忘录的其他内容则是有关如何处理所谓的政治犯、被流放的犯人、尽快解除国家紧急状态和修订安全法规,以创造更加正常和自由的政治环境。旨在解决这些问题而成立的工作小组随后仍在特赦、结束非国大地下活动和解除其武器储备等问题上遭遇重重阻碍。

5月4日晚,曼德拉和我偕同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前往国会对面亨德里克·维沃尔德大厦的礼堂会见新闻媒体。全世界似乎再次聚焦于此。在此起彼伏的闪光灯前,曼德拉和我握手言欢,向全世界传递着一个讯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已成功迈出。然而,完成第二步所耗费的时间远远长于我的预期。

与非国大成功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这对于我实现1990年2月2日演讲中的另一个主要目标——重建与国际社会的正常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多个原因促使我必须展开这一行动。

我们迫切需要获得国外投资,全面恢复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近10年来我们的经济几乎一直停滞不前,经济增长停滞已经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意识到,在所有政党感觉到其物质条件正在改善并将持续得到改善的前提下,才更容易实现改革。我们需要冲破长期制裁导致的过度保护、限制和市场扭曲,进入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

我也需要尽快让我的支持者看到,我们的行动正在产生回报。如果在消除南非公民和公司被强加的限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将有所助益。解除制裁、出口激增和回归国际体育竞赛圈尤其能展现重回国际社会的好处。

我还希望主要的国际领袖最终能在平衡谈判进程方面伸出援手,使所有南非人的——无论少数族群还是多数族群——合理诉求都能获得足够关注。我们亟须打破许多海外人士对南非白人和党员的成见,并使他们相信我们不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解决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0年期间,我把冲破孤立网的主要突破口放在了欧洲和美国。5月9日至26日,在皮克·博塔和玛丽可的陪同下,我开展了广泛的欧洲之旅。我们访问了法国、希腊、葡萄牙、比利时、英国、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

我们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和当时担任巴黎市长的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进行了会谈。我与密特朗总统的会谈一开始十分冷淡和拘谨。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与他交流。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在玛丽可的坚持下,我提到我们之前更改了正式行程,抽出一小时参观了罗丹博物馆。我表示我们对这次参观十分满意。

密特朗总统突然停下脚步挽起我的手臂,将我带回他的办公室。他向我展示了一座新建大型图书馆项目的模型,还告诉我他如何改变了总统办公室自戴高乐将军时期以来的装修风格。当他听到我这个背负着种族隔离历史的阿非利卡人对法国艺术和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仿佛突然敞开了个人性格的另一面。我与他的会面,还有在里斯本与马里奥·苏亚雷斯总统的会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表明不仅欧洲保守派政府对我们的改革表示支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对我们表示支持。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最热忱的欢迎。她从前就决定了可以信任我,而我也如期兑现承诺,她则因此竭尽全力地支持我。在她与美国总统、欧洲领导人和英联邦国家首脑的互动过程中,她不惜惹上麻烦——经常承受尖锐的批评——也要推动各国对我们的行动加以理解和支持。在她退出政坛后,我邀请她访问南非,并授予她南非最高荣誉好望勋章(Order of Good Hope),我认为她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这一荣誉。授予她这一荣誉主要是因为她多次在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为和平解决复杂的南非问题而勇敢地坚持己见,并因此承受了来自英联邦国家首相或总理们恶毒的人身攻击。我觉得这一荣誉令她欢欣鼓舞。

我们与时任英国驻南非大使罗宾·伦威克爵士及其妻子在东德兰士瓦的马拉马拉狩猎保护区(MalaMala game reserve)度过了愉快的周末。撒切尔夫人不仅成功地发现了五大动物(豹子、犀牛、大象、水牛和狮子),还见到了罕见的野狗和帝王猎豹。她最后希望见到的动物是狮子。在她行程的最后一个下午,她以惯有的直率态度说道:“狩猎监督官先生,我来非洲就是为了看狮子。请带我看一看吧。”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与两头狮子不期而遇——一对漂亮的公狮和母狮——他们正处在漫长的交配过程中。伦威克夫人问我们是否注意到了母狮眼中浓浓的爱意。

德国总理科尔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积极的印象。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询问我们有关改革的计划以及表达对我们行动的支持。德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我非常慎重地对待该国领导人的建议。

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则针对革命组织的所思所想向我提出了有用的建议,他的建议在和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根据自己的背景和抵抗运动经验提醒我,非国大在谈判期间可能会组织大规模运动和抗议,我要对此做好准备。我还应该提防非国大在和谈过程中的出尔反尔、表里不一。他解释道,抵抗组织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感觉唯有如此才能在面对国家权力时保持势均力敌。

当我于5月26日返回南非时,已可以宣告南非已经能够再次坦然面对国际社会了。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在南非的行动是基于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我还表示已经为我们的这一需要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即必须拿出一个方案,确保能够建立为全体南非人民服务的完全民主的政府系统,并且能够保护南非社会的各种成员。我强调自己并没有乞求国际社会解除某些具体的制裁,我只是请求国际社会考虑目前南非正在改变的局势,重新评估南非的地位。这次出访取得了绝对成功。在经历长达40年的对抗和日益严重的孤立状态后,南非终于迈出了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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